黄土高原小额信贷组织生存现状调查

黄土高原小额信贷组织生存现状调查

  短短几年时间,吕家从基金会借款4次共6000元,用于外出打工和经商。在不过300多户人家的湍水头及邻村,拥有基金会信用证的村民多达334户。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合法地位和有效的制度。李乃伟说,此外纳税和隐性成本偏高,而贷款目标也很棘手。

  吕侯爱门前挂着农信社的信用户牌。农信社没有给我家放过一笔贷款。她说。吕侯爱是山西省临县湍水头的村民,临县位于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原。过去几年,吕家先后借贷的6000元,都来自于湍水头基金会,而这个基金会的管理层远在北京。湍水头的金融生态今年3月份,在一位领导前往该地考察之前,许多村民突然被农信社告知已成为他们的信用户,吕侯爱家也是其中之一。  吕侯爱介绍:信用社利息是7~9厘,算上乱七八糟的回扣、送礼,成本会很高。信用社借钱需要抵押和担保。一位村民说,担保人最好是老师,老师工资由信用社发,他们可以随时抵扣。此外,如果村民从信用社贷款1000元,却只能拿到900元左右,剩下100元被扣除,归入农信社作为村民的股金。农信社很久没有分红,这两年他们正把外面零散的股本金收购回去。  原来,湍水头的金融环境分为四块:农信社、邮政储蓄、基金会、高利贷。去年冬天,邮政储蓄撤离了湍水头,带走了约200万元存款。湍水头农信社总部位于湍水头镇。2004年末该社存款余额918万元,贷款余额515万元,不良贷款301万元,股本金54万元,亏损400万元。该社还称投放了小额信贷1371万元,评定信用户928户,但是村民认为上述有假。  基金会Vs高利贷   虽然没有从农信社得到帮助,吕侯爱却出示了一本湍水头基金会信用证。短短几年时间,吕家从基金会借款4次共6000元,用于外出打工和经商。在不过300多户人家的湍水头及邻村,拥有基金会信用证的村民多达334户。湍水头基金会和邻村的龙水头基金会、小寨基金会同属一体。他们的最高管理层远在北京,由经济学家茅于轼、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组成。成立13年,我们还没有完成注册。雒玉鰲说。1993年雒玉鰲在茅于轼支持下发起龙水头基金会,2001年基金会向邻村推广,湍水头和小寨基金会相继成立。我们基金包括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块,前者以救济为主。雒玉鰲介绍说,付息基金是商业性质,存款付息并向村民放贷。我们放贷无须担保,还款靠村民自觉。三家基金会规模大约130万元,湍水头基金会规模最大,超过80万元。至少需要200万元资金才能对全村实现有效保护。李乃伟却说。李乃伟是湍水头基金会负责人,该基金会已累计放款200多万元,目前尚有79万元外借资金。  李乃伟所谓的保护是指对抗当地高利贷,双方竞争已历时5年。我们是死对头,现在村民很少求助高利贷了。李乃伟说,基金会以家庭为单位放贷,夫妻共同签字,覆盖村民治病、上学、生产和消费所需,基金会定期公布信用报告,并举办诚信节活动。

  我在三家基金会都有借款。村民薛侯平说。1994年薛侯平因见义勇为致残,一度生活困苦,欠债数万元。1997年他开办石料加工厂,启动资金是借用的高利贷,月息5分(年息60%),利润甚至无法弥补利息。在三家基金会集体贷款支持下,薛侯平才得以偿清高利贷。目前,薛侯平购买了摩托车、发电机和农用车,石料厂效益逐年递增,开始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农用车运输货源。

  我们的付息基金只有90多万元,村民申请贷款需要排队。基金会资金来源有限,大部分为茅于轼等人在外筹集,当地村民存款占比不到一半。对于茅于轼等人,三家基金会的负责人非常尊重和感激。茅于轼发起了基金会,并且筹集了大部分资金。2002年,央行发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,茅于轼等人的多方斡旋这三家基金会方得以幸存。

  谋求变法   像往日一样,雒玉鰲准备赶往村庄巡查。突然手机响了,一位北京商人希望加入基金会。我们的存款利息是3%。对方有些失望,雒玉鰲只好解释,以前是6%,今年下调了。对方不能接受并挂掉了电话。

  此前基金会的存款利率为6%,贷款利率12%。今年8月份,基金决定将存款利率下调为3%,而贷款利率在明年调整为15%~18%,利差扩大到12%左右。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运行成本太高。雒玉鳌说。调整后的利率接近于农信社,这可能使基金会吸储能力下降规模萎缩,部分存款村民已经开始计划退出。然而基金会的贷款业务却在膨胀,每月贷款和回款分别在十几万元。负责人们都有些担心,小寨基金会负责人雒万银在会议记录中写道:基金会太小,村民将来就不信任我们。兴伐民间互助会采用集资办法,年底分红,而不是付息的模式。雒玉鳌说,四川省兴伐民间互助会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支持发起,雒玉鳌在一次农村研讨会上与其负责人曾进行过交流。

  缺乏合法地位   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合法地位和有效的制度。李乃伟说,此外纳税和隐性成本偏高,而贷款目标也很棘手。没有合法地位却在公开操作,为此基金会拒绝了相当多的外来存款,这导致基金的资金来源受限。由于茅于轼坚持纳税,基金会已替个人纳税8000多元,这也被认为是吸储困难的原因之一。  此外,极端贫困村民的贷款要求也令基金会头疼,他们风险太大,如果不贷却又不符合基金最初的宗旨。今年贫困线下借款人占龙水头基金总客户的5%。  随着基金会的发展,北京和临县的分歧也开始显露。茅于轼更关注基金扶贫等公益性行为,而负责人则倾向于商业化运作,他们开始着手将付息基金与扶贫基金脱离。

 对外扩张受挫   为了追求规模效益,基金会决定向外推广。小寨村和龙水头向周边开拓,湍水头继续追回外村贷款,并由李乃伟负责开辟800人村的业务。  我们向其他村落推广,在当地聘用一名评议员,由他对村民进行信用评估,不再设立会计和出纳。雒玉鰲认为,必须节约成本提高管理人效率和待遇,之前他们每月领取工资400元。三家基金会希望向外村复制模式,然而银监会调查后的批复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:该基金会不具备复制的可能性。

  而事实上,我国民间金融改革正在酝酿。前不久,央行副行长吴晓灵透露,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贵州被确定为小额信贷试点,相关管理办法正在起草,民间机构将遵循只贷不存的模式。不解决资金来源,我们永远都是边缘人。四川一位互助会负责人抱怨说。11月6日,雒玉鳌将前往北京出席全球微型创业奖颁奖仪式,他希望在那里能找到更多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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